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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农民工的调研报告四篇

时间:2023-08-15 15:48:32 浏览量:

对于我国农民工的调研报告四篇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走向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近年来发生的农民工工伤事件令人震惊,且农民工在工伤认定、医疗救护、康复及待遇补偿方面颇费周折,因而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在我县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紧要问题,下面是明月秘书网小编为您推荐对于我国农民工的调研报告四篇。
 

对于我国农民工的调研报告四篇

  农民工调研报告1

  文化需求是社会人的一般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当新生代农民工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时,其他方面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文化需求显得相当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现状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文化作为一种符号传递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由生存理性转变到社会理性,物质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样迫切。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农民文化消费能力不强;另外,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把农民工的需求排斥在外,其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调。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休闲娱乐方式主要停留在睡觉、听广播等较为原始、低级的娱乐方式上。即使有的农民工开始接触网络等较现代化的娱乐方式,他们也大多把网络作为打发时间的工具(聊天、看电影等),而没有有意识地利用网络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单调的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保守、落后的特征,大大不利于其市民化进程。

  2.新生代农民工对专业技能的需求。学好一门过硬的技术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最强烈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传统农民工虽然有了显着提高,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即使有心摆脱出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个“坎”,就是求职过程中的技术门槛,他们普遍陷入一种“技术困境”。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的升级,城市现在紧缺技术工人,但求职农民工80%没有任何技能,远远满足不了市场要求。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了初步的学习意识,但由于学习成本较高以及收益的不稳定性,对于学什么、怎么学,却还存在着很多迷惘和认识上的误区。

  3.新生代农民工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传统农民工文化水平有显着提高,但是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却远远低于城市从业人员,这种差距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要不断学习,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想顺利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必须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与之相匹配,他们的实践需要决定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另外,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遭受到了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带来的困惑和失望,有些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希望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原因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学习欲望强烈。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基本上是初中以上,还有一部分是高中生,甚至有些接受过中专或高技类课程培训,知识面、信息来源比较广。同时在工作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热情较高,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观点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他们不仅仅自己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而且对下一代也寄予很大的期望。对知识的渴望使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的文化状况远远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2.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较高,土地意识淡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性变化和技能素质提升,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社会认同在减弱,他们大多数人往往直接从学校进入外出务工行列,有的还是在城里跟着打工父母成长起来的,对于现代产业规律的熟悉程度远高于传统农业。同时,他们极力谋求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在经历了城市生活及文化氛围的熏陶之后,更感觉到城乡社会的差距,从而表现出对城市社会更强烈的向往。他们不管各种制度性的障碍仍然存在,转变就业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文明生活的追求对传统的思想观念、双重制度和限制政策提出了挑战。

  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期望值较高,立足长远发展。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谋求发展。他们有较强的拼搏意识和进取精神,有自己的思想,甚至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挣钱来改善家庭生活,而是要求有所发展。他们更看重个人的能力和机会,相信只要通过个人努力拼搏就能获得成功。在争取待遇、谋求更大发展空间上,这一代农民工要求更加直接。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刻苦学习专业技术,以提高就业的竞争能力。他们把务工当做学习、提高、适应的过程,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从农民到工人到更高社会层次的生存方式与人生道路的转变。这要求政府和社会必须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渴求,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的对策建议1.多方推进,丰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城市居民差异不大,但在精神上,他们仍独自结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和城市文化似乎有些格格不入。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文化,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农民工自身共同努力。

  一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是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的主导者,要把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公共服务范畴,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职能。

  二是企业要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主体作用。要根据农民工的需要层次,增加文化活动设施,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要组织农民工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激发农民工的参与热情。

  三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社区、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经常为农民工组织一些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2.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获取资源能力的高低,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和社会融入能力。

  一是要对他们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培训。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年轻、受教育水平较高、接受能力较强等特点,通过建立和完善多层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使他们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并通过多层次教育体系来引导和组织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就业和创业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同时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新型劳动者。

  二是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面,加强与其他群体尤其是城市居民的互动交流。要利用社区、街道办及其他社会团体等资源优势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交流和互动中增进了解,促进融合,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明素养等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使城市居民纠正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消除歧视,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并接纳他们。

  三是加大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团体辅助等方式整合现有的教育培训资源,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积极探索政府、企业与社会共同推进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新路径,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和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

  农民工调研报告2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区依法治办的支持下,我区的农民工维权工作成效显著,农民工维权水平不断提升,为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维权工作,我局对我区的农民工维权中心建设情况积极组织调研,现就我区农民工维权中心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民工维权中心建设的基本情况

  我局根据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市县两级六大维权中心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要求,及时成立了农民工维权中心,由局主要领导担任中心主任,分管领导担任副主任,劳动大队及各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中心办公室设在劳动保障大队,具体负责农民工维权日常工作,构建了“主要领导总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责任到科室、落实到人头”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我局制定了农民工维权中心的工作制度,完善了组织网络,落实了人员和工作职责,加强了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建设。

  农民工维权中心设在我局社会保障大厅,依托大厅提供的综合服务,积极对求职的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开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20xx年以来,分发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和农民工维权手册计1万余份。做好立案前的政策咨询,为农民工提供准确的法律辅导,并注意在咨询后开展分析判断,加强预警,对事态严重的苗头及时稳定农民工情绪,进一步协调处理。实行庭前与庭上调解相结合方式,力求通过调解尽快化解农民工劳资双方矛盾,让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以尽快实现。积极沟通劳动大队、劳动争议仲裁院,为农民工维权开通“绿色通道”,成立以来,接待来访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计1万余人,参与或组织调解农民工维权案件578件。同时,加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全力化解各类涉法纠纷。

  二、农民工维权中心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农民工维权中心还需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我区的农民工多集中于建筑施工企业,全国各工法院在审理民工案件中也发现,目前仍有部门企业没有按《劳动法》规定的“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且此类案件往往集中在农民工返家之前(多为春节),而且金额较大,人数众多,处理难度相对较大。农民工维权中心在处理此类维权案件时,需要与劳动大队、劳动争议仲裁院、住建部门、法院、信访等部门加强沟通,力争解答清楚,使当事人法律关系清、权利义务清、维权的途径方法清,能够先行稳定劳动者的激动情绪,从而促进案件的顺利解决。

  (二)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差、维权意识不高,对农民工维权中心的法律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工问题往往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同时,这类案件具有政策性强、矛盾集中的特点,稍有不慎就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但是,农民工相对文化素质低,不知晓或不明白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此,经常出现:求职前对于自身权益不了解,求职过程中不注意保存工作证据,权益受到侵害后缺乏直接证据证明。针对上述情况,农民工维权中心的法律法规宣传需要一个更为有效和简易的方式或平台,使农民工对于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知晓的更多,理解的更为透彻。

  (三)农民工维权中心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认同感还有待加强。劳动争议发生后,劳动者可以选择工会、企业、村(居)进行调解,可以到劳动大队投诉、劳动争议仲裁院仲裁、法院起诉,甚至去信访部门上访或者寻求媒体的帮助,而我区的农民工维权中心成立时间不长,农民工们对于农民工维权中心的工作范围、工作职责并不是很了解,对农民工维权中心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会有所疑惑,对于农民工维权中心的信任感还需要我们在日常宣传和工作中慢慢积累。

  三、促进农民工维权中心建设的建议

  1、多部门联合,建立建立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采取由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牵头,人社局、住建局、安监局、公安分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定期(月、季)对于农民工问题出现较多的领域进行联合检查,对于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提高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持续性、有效性。

  2、加大宣传,提高维权中心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知名度和认同度。依托各级劳动保障平台,加大对我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的宣传,不断改进和完善农民工维权工作制度和办理流程,积极采取多种惠民、便民的服务措施,创新工作思路,以实际行动让需要维权的弱势群体知晓和信任农民工维权中心,真正把“法治惠民”落到实处。

  3、广泛宣传,提高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在农民工集中的行业或地区,积极组织农民工法律宣传活动,同时,积极与各级劳动保障平台沟通,及时掌握农民工的情况,利用手机短信、公告牌、宣传栏等方式不定期普及法律知识,可以制作连环画将劳动法律法规以故事的方式进行宣讲,将艰涩的法律条文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出来。

  农民工调研报告3

  XX年以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产业工人,也就是媒体所称的“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国家将公民划分为城乡两种身份的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许多城市中,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被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所接纳,甚至被排斥。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

  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传承人类文化、向社会提供消息和娱乐为己任的都市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失衡的状态。

  媒介对农民工的污名化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在某些报道中似乎这些就是农民工的特征,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中国传播学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生李红涛曾对《工人日报》、《北京晚报》、《成都商报》三份报纸一年间的112则报道样本做了内容分析,结合“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道中的事件类型”,考察了“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媒体报道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9.8%,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应该在20%~25%之间。在个别事件的报道和一般化的对农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倾向。

  在媒介视野中,农民工被塑造成为主流群体的“他者”而存在,他们被认为是弱势的、病态的群体,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民工的讨薪欠薪难题、农民工权益保障、政府部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会议和政策、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关议题,不难看出,报道中农民工被打上无力、无能、需要扶助等弱势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农民工失语现象

  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报近XX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娱乐类报纸,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只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日报。而流行杂志所面向的读者群是城市中产阶级;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追求中产阶级的格调和口味;号称新媒体的网络不仅在入口处就已经设置了经济文化的多重障碍,而且各网站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小资化的取向。根据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40%的人平时参加打牌、逛街、喝酒一类的娱乐活动,35%的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这样的情况表明,愿意接触媒介的农民工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介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农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层原因及后果

  传媒对农民工的歧视,最本质的原因是传媒产业化促使传媒极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或主动或被动地将信息资源交由市场规则来进行分配。出于信息成本的考虑,他们到农村去获取新闻信息的成本远远大于在市区内,而收益却非常小。所以,农民工的信息表达权就在这样的经济利益权衡下丧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观念向媒体流动,导致了媒体对这一城市外来群体的歧视。很多城市人自视甚高,认为农民工的素质低,为了迎合这些市民的论调,媒体的宣传也逐渐趋向与市民一致,在报道上歧视农民工。

  第三,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第一重是被受众消费,他们消费的是媒体的实体产品,即报纸上的新闻或者电视上的节目等;第二重是被广告客户消费,广告客户借助媒体在受众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钱来获得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用以宣传自己的产品。媒体的第二重消费尤其重要,因为媒体需要这些收入来获利。而广告商在选择媒体的时候,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会在意媒体的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目标消费者相契合;而从购买力和影响力上来说,农民工不是合适的对象,相反大众媒体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所以农民工的话语表达空间就牺牲在媒介的市场逻辑之下了。

  谭诚训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形象错位,是由媒介无形中产生的城市视角造成的。媒体只报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形象,而他们的强势形象却一直被忽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集中反映出我们媒体中存在的那种偏狭的城市视角。通过这样一种偏狭的视角,农民工在媒体上呈现的只能是弱势和边缘的一面。

  作为现实状况,传媒歧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是传媒歧视的长远影响不但会日益加剧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平等公正原则,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导致传媒最终丧失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

  都市媒体如何平衡农民工群体的报道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媒介作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加强社会各阶层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今后的农民工报道中,媒介应该多给予他们关注,全面描绘他们,一方面加强主流人群对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认同感。

  首先,不要把农民工仅仅看作是农民,而要把农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阵地,让大众传媒发挥社会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体在确立受众定位时,应该扭转城乡二元体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再次,媒体的报道要多联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和合同法等,帮助民工维护他们的权益,而不应该只沉迷于事件的冲突性,追求报道的刺激性。现在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些相关法规,将会更多地出现在民工权益报道中,成为新闻点,这样的民工报道将更有指导性和实用性价值。

  农民工调研报告4

  当前,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支付、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等问题已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市住建局积极完善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长效管理机制,妥善处理工资拖欠和纠纷事件,农民工工资拖欠情况已有根本性好转,但逐步呈现多样性特点。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去年来我市农民工工资纠纷的基本情况

  我市累计施工面积170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新开工面积48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趋紧、企业资金链较为紧张的不利情况下,去年以来我局共受理工地农民工上访事件103件,同比下降38%,涉及民工1812人,同比下降7%,工资金额889万元,同比下降50%;“中秋”、“国庆”等节日实现零上访,春节期间也仅有零星上访事件,改变了以往重大节日堵门、堵路、堵政府的局面;拖欠行为已大幅减少。

  由于对施工企业采取了有效的制约措施,施工单位也从根本上提高了重视程度,当前单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形已越来越少,但却呈现多样性的特点。经整理分析,去年以来的103件农民工上访事件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1.因建设业主工程款不到位等原因引发拖欠的18起,占比17%;

  2.施工承包企业和专业承包队因订立协议不明确,在工程后期发生结算纠纷的30起,占比29%;

  3.以讨要农民工工资为借口,实为向建设业主催要工程款的17起,占比17%;

  4.由于施工企业管理漏洞,致使小包工头携款逃逸,农民工工资无处着落的5起,占比5%;

  5.小包工头和农民工以欺骗方式,虚假签发结算单子,联合向政府部门施压进行恶意讨薪的9起,占比9%;

  6.其他因素事件24起,占比23%。

  由于对政府项目早作打算,并积极和施工企业沟通,去年以来政府投资项目并未发生较大规模的集访事件。而一些私营投资建设项目由于片面压低工程造价,共出现5起农民工反复上访事件:

  1.太仓市山海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太仓鸿润漂染有限公司车间(新区),因承包负责人逃逸引发农民工集访。

  2.太仓市傅氏机械有限公司车间(港区)因承包负责人逃逸引发农民工工资纠纷。

  3.江苏弘盛建筑公司承建的苏州钢领置业有限公司厂房(港区),因甲方资金投入未及时跟上引发农民工集访。

  4.由太仓世豪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发,江苏通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中高档住宅项目江南水郡(璜泾镇),因甲方资金未及时跟上引发农民工连续上访讨薪。

  5.太仓恒升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镇安息堂工程,因企业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放农民工工资引发连续上访事件。

  目前上述事件已经多次协调处理得以解决,未造成恶劣影响。

  二、当前的主要措施和手段

  去年以来,我局在成立“局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建立“工资告知牌”、“工资发放计酬手册”和“工资预留户管理办法”三项制度,构建劳资管理员网络,推进农民工业余学校建设等措施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加强了预留户资金使用。共收缴农民工工资预留户资金8107万元,动用资金170万元,有效解决了因建设方资金紧张造成的工资延迟发放问题。

  二是加强了部门联动调处。加强了与区、镇的联动配合,共同协调处理辖区内发生的农民工上访事件,合力解决矛盾纠纷。

  三是加强了节前隐患排查。在元旦、春节等节前提前下发通知,要求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并结合质安监大检查抽查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督促施工单位提前进行支付,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至农民工手中。四是加强了拖欠责任追究。对发生农民工较大规模集访、缠访的企业通过工程建设诚信管理平台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通报、招投标限制和清退等制约措施。

  三、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工资管理的举措和建议

  1、合力加大对恶意拖欠行为的处罚力度。

  农民工工资纠纷涉及到住建、人社、公安、信访、总工会等多个部门,各单位应各司其职、加强配合、形成合力,重点突出国庆、春节等节假日前的清欠检查,把拖欠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对小包工头逃逸、向政府部门施压逼讨工程款和恶意欺诈等行为将进行严肃查处,利用诚信管理平台采取严厉限制措施,发生恶*事件的坚决清退出本地建筑市场。

  2.全面加强对区镇“bt”项目的监控把关。

  当前区、镇按“bt”模式操作的建设项目较多,此类项目工程量大、资金要求高,有的建设单位因资金不足拖欠工程款并波及农民工工资。因此需对其进行严格管控,全面执行项目建设可行性论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通过政府联席会议确定按“bt”模式操作方可进行,并从批文立项、二证一书、施工许可证等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在施工企业选择上,应充分挑选技术水平高、社会信誉好、资金实力强、有较高资质的企业。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加强跟踪监督,一旦遇到资金压力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提前化解矛盾。

  3.逐步试点推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

  当前,南京、常熟等城市已在省内率先开展了农民工实名制管理试点工作。我市也可逐步试点推广该项工作,通过实名制管理督促施工企业按时支付工资,并避免分包企业截留农民工工资,同时有效解决发生纠纷后农民工“举证难”的问题,利用信息化手段从根本上破解农民工工资纠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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