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关于形势与政策范文三篇
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下面是明月秘书网小编为您推荐精选关于形势与政策范文三篇。
精选关于形势与政策范文1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精选关于形势与政策范文2
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一、引言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60.5%，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四、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 “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多元化建设。专业教师结构配置要多元化。专任教师要“好”，辅导员和行政人员要“能”，其他专业课教师要“愿”。选拔那些政治素质强、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技能丰富的作为专任教师，形成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选拔经验和阅历丰富的辅导员及行政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充分发挥多学科融人的优势。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任课教师的地位，让其他专业课教师“愿”加入其中，并在统一规划和有力领导下，塑造良性的竞争状态和发展趋势。当然，多元化不是无底线，而是让“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构成形成良性互补和充分竞争的良好态势。另外，专业教师成长多元化。在教师成长类型上。教学效果良好的任课教师应多鼓励和支持其赛课、评课，培养“以赛促长”“以赛促建”和“以赛促学”的软环境；在教师成长激励上，要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政策支持相结合。在教师考评上，实现学生评教、同行互评和学校考核相结合。在职称评审上给予关注。
其次，规范教学内容和管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却有一条不变的红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围绕这条红线，模块化每学期的教学内容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学要点”，可视化每学期的教学专题以确保教学内容的统一性。发挥教研室的作用，标准化备课、编写教案和制作课件以确保教学内容的規范性。另外，课程管理规范化，课程由谁组织协调、由谁布置实施、由谁负责考评，高职院校要出台文件务必落实到各具体职能部门。
（三）课程改革重在形成长效机制。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设计，并不是实施过程更不是结果。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在具体教学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不断结合本校实际，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并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灵活多变的优势，实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课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发展之路，走创新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
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集中体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瓶颈或许不是选择规范性、系统性的教学专题，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参与进来并入脑人心。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学院以及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编制课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激活专题，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导向调动学生的兴趣；充分研究高职学生的特点，找到起点代人理论，内化于心；充分利用热点分析、主题演讲、时政报告、现场辩论等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课程互动比重，激发学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各种实际问题，高职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该在了解课程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综合本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找到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进而构建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特色发展模式。
精选关于形势与政策范文3
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體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
自“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提出政策阶段论之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始于“趋后倾向”，特别是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执行》一书的面世，“政策终结”开始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政策系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环，包含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终结的一系列环节。所谓政策系统，是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调适的动态系统。换言之，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等，所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并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或者相对简单。相反，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一帆风顺，各种或潜在或显性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政策顺利终结的障碍。
如何作出政策终结?终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终结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构成一个“政策黑箱”，困扰着研究者。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相关的影响变量展开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无论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终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变量，将政策地位作为切入点对政策终结作出补充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相关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终结的概念梳理
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关键性概念，因此在对现有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政策终结的概念作一简要梳理。从字面理解，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的终止或结束。Brewer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项目的调试，大凡政策与项目无法发挥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项目予以终止或结束”[1]。Deleon从广义层面定义政策终结，认为它是政治当局对某一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审慎评估的过程之后，而加以结束或终结[2]。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终结概念的界定多见于教科书中的一些参考性解释。在台湾学者林永波看来，政策终结隐含着旧有东西的终止和新期望、新价值的建立。张康之从利益分配视角提出，政策终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资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机制[3]。陈振明、张金马、陈庆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构下提出，政策终结是决策者在审慎评估之后，通过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过时、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
从对政策终结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终结涉及到资源、利益以及各种价值的交锋和重配，能否顺利实现终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间暗潮汹涌的博弈结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如若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终结停滞[4]。再加上利益集团受“沉没成本（sunkcost）”的束缚会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张金马早年所说，政策终结并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行为[5]。此外，即使当局者意识到政策存在过时、无效甚至错误进而需要对其进行终止，在当前渐进主义决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终结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认知转变，甚至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内，因为当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补、调整作为逻辑出发点。
（二）国内外关于影响变量的梳理
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阈作出解说。其中，广被认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经典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总结了具体的变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样观点。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归结为终结联盟的反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以上几人的表述虽有细微差别，但对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却殊途同归。Gevamay认为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是阻碍政策终结的两大主因，Harris却仅仅将限制因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部分学者直接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简化为对组织持久性的考虑以及终结的代价（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财政等的考虑）两个方面。里斯蒂娜·亚当等人认为，政策的变迁抑或终止是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的副产品[6]。概言之，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大致归为三类：客观因素、驱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国内已有研究多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触、组织的持久性、反对集团联盟、法律障碍、成本障碍。除此之外，陈振明指出，社会舆论通过新闻传播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政策终结的第六大障碍[8]。陶学荣、王锋认为，政策评估的缺失也是本该终结的政策迟迟无法合理终结的原因之一[9]。刘雪明等认为，典型事件、政策评估、环境变化、公共舆论、领导者的领导力五大因素紧密关联共同影响公共政策终结[10]。王振波则将政策终结的根源归纳为：不合规、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维护，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终结[11]。
纵观既有研究，政策终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层级的政策终结，各个变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难批判不同变量对政策终结影响的大小。然而，在当前研究中鲜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现有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地位在政策终结中的影响作用作出尝试性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判断标准
政策作为政策系统的直接输出产品，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各政策参与者之间利益角逐的产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实质就是明确承载公共权力的政策参与者在政策系统中是如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参与者，既指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组织和个人，也指受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组织和个人。具体到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体特指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或个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组成并领导整个决策过程。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包括权威机构、政治精英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政策能否顺利终结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制定主体层级与政策所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也即政策制定主体层级越高，政策所处地位就越高，对于政策加以终结就越难以实施。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从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阶的高低，政策位阶与政策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例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政策相较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较强，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终结往往要大费周折，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不可预期的抵触心理和抵制行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主体层级以及政策位阶两个方面折射出政策所处地位，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础标准。
（二）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O.琼斯指出，组织机构一旦结成共同体，就会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12]。尽管专家学者不直接参与一项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但却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与会发言、网络书信等渠道表达政策意见。同时，他们一般以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为依托，构成学术共同体，利用团体专业技术优势活跃于政策终结的舞台上，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带来共鸣、提出参考性方案，对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应，即专家学者表达意见的初衷是确保政治当局制定决策的科学化，同时也间接构成影响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专家学者对于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度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终结的催化剂，在引导公共舆论走向的同时，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诚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舆论确定。普通民众心中，专家学者本身就代表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哪些政策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终结，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犹如一颗“定心丸”，影响民众认知，间接框定政策的范围和方向。当某一项政策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时，说明这一政策在政策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发现政策不合时宜或存在过失、错误，政策终结便较为快速、顺畅。相反，一项政策如若未能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说明其相对于其他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那么关于这一政策的终结便出现复杂局面：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没成本的潜在影响，政策当局往往会抱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对需要终结的政策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在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或团体自身利益时，才可能会采取被动措施加以终结。
（三）执行部门的联合状况
恰如张金马所说，政策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人们主动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14]。这种显著的人为性致使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执行部门和一线执行者加以落实。在实践中，执行部门可能是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直接执行终结，也可能是多个部门“抱团”联合执行终结，这可以说是判断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风向标。若是单个的执行部门则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政策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地位不高，进一步讲，政策终结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较易实施；如若是多个部门联合执行，则表明这一政策影响范围相对广泛，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政策走向终结就存在较大阻力，期间难免牵涉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权力抗衡，终结过程的推进势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动。
（四）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
政策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体便是政策效力辐射的对象。所谓的政策作用对象，即政策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公众群体或那些受政策规范、管制和调节的社会成员，亦即受政策影响的目标团体[15]。顺言之，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可以理解为政策事件辐射到的目标团体的数量，具体到本文指代全体民众、部分民众抑或是特殊利益群体。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直接影响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成为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是因为政策作用对象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政策，相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且走入公众的视野范围，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体压力下就不得不对政策予以足够重视，权衡利弊作出审慎理性的决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处地位较高。例如，三峡工程实施时需要移民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自然将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统的显著地位上来。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众，且范围较小，则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政策作用对象范围越广，对政策地位的影响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即政策尽管影响对象范围狭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关系的特殊利益团体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则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三、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系统中政策地位判断标准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实实践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过政策地位的确定，来探析其对政策终结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这种影响程度的，才是笔者的目标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
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指的是决策者对某一政策的关注度，进而由决策制定者对政策是否需要终结作出主动判断。对政策进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策立法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终结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境。正如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终止。……一旦一项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别难以终止。”[16]
其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是政策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政策终结与其说是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毋宁说是决策者复杂利益之间重新洗牌的信号灯。正如Easton从经济学视角所阐述的，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政策制定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议题，为各自利益展开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17]。政策一旦终结通常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这种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阻扰政策终结。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存在明显的寻利动机。这种寻利的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在利益冲动下，夹裹着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决策者也会基于利益驱动而想法设法保障政策的执行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终结能力不足的障碍[18]。甚至，政策终结会忽视公民话语权，背离公共性原则和公益性目标，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评晋升机制和任期制导致的政绩工程是政策难以终结的内在驱动。考评晋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长偏好于关注见效快、实施周期短，但却可能与地方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政策来实现政绩目标，这些政策一般在决策领导者任职期间不会出现终结的趋势。例如，有些地方领导通过打造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获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绩目标、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鲜活的例证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层出不穷的“政绩锦标赛”。此外，人事变动也会对政策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凸显着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人格化”，决策者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时，主观上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任职期间政策一般鲜有终结[19]。一旦发生领导者调任、离职、辞职或者辞退开除等情况，新一轮领导者的更替多数意味着政策注意力的转移，政策发生终结的情况较为多见。
（二）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
所谓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指媒体力量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其中隐含专家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关注。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传播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许多政策实践表明：媒体在政策地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而影响政策终结。尽管其不能直接对政策终结产生影响，但作为非正式舞台上最为积极的活跃者，它们可以依据对相关新闻事件、专家学者言论的筛选、过滤、编排，从外围推动政策议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压力，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20]。具体来说，媒体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器、专家学者意见的风向标、社会舆论变化的发酵剂。
当媒体对某一项政策关注度较高且持积极终结态度时，其背后必定涉及众多参与者，则政策终结较易进行；反之，持消极或阻碍的态度时，政策终结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甚至出现停滞。托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说：“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必须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必须对编辑意见做出回应时，媒体就在直接施加影响于政府的决策。通过呼唤民众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媒体就在间接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来，精英们依靠媒体来界定“社会问题”，进而制造“问题”，媒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公众的聚焦点，通过大量的报道宣传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进而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作出终结那些不合时宜、无效的政策的决定。
此外，媒体的权威性和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程度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媒体一方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间接影响[22]。换言之，媒体既影响政府官员，又影响民众。在媒体对一项政策持温和的接受态度，则改变现状、终结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反，该项政策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应时，各种或隐性或显性的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终结那些无效、过时、错误的政策。如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的持续跟进和转载下迅速发酵，成为焦点事件，最终促成政策的终结。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终结
所谓自上而下的抗争终结，亦即社会民众对政策终结作出的反应。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民众将自身权力交付给政府部门代为行使，民众对其进行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质上理应体现民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起源论也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部门的设立都是民众行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时常出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损害社会大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因而政策的执行便会遭到社会自下而上的排斥，进而引致社会大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式抗争，迫使政策制定主体终结原有政策。可以说，社会公众的抗争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助推力，并多数通过邻避效应引发导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众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终结可能存在分歧，出现“跷跷板”现象，此时，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决定政策终结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则政策终结的目标便会顺利实现[24]；反之，政策终结将会失败。
结语
政策终结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诸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面对政策终结中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立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终结联盟，对政策在政策终结中的地位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终结[25]。政策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过程系统，符合效力递减的规律，无论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终结抑或消亡。但通过对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条理地对政策终结作出客观、全面的理性判断，政策主体可以对那些低效、无效、过时的政策及时加以废止，实现真正的终结，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终结的效能，保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政府善政、国家善治。